王阳明心学

116.王阳明心学

116.王阳明心学

王守仁(公元1472-1529年),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和军事家。浙江余姚人,字伯安,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故又称王阳明。是陆王心学集大成者,非但精通儒家、佛家、道家,而且能够统军征战,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奉祀孔庙东庑第58位。他生于明宪宗成化年间,其父王华,是明朝成化十七年(1481年)状元。他随父移居北京,28岁中进士。1506年,因反宦官刘瑾,被廷杖四十,谪贬到贵州龙场(今修文县)当驿丞。他到西南少数民族杂居的偏僻山区,在龙场发生了重要的思想转变,对《大学》的中心思想有了新的领悟,从此背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命题,认为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本体便是理。史称“龙场悟道”。 他的致良知思想包含着促进思想解放的因素,打破了圣人同凡人的界限,在客观上动摇儒家权威的作用。作为中国儒学集大成的一种思想体系,对社会各阶层的人物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流行达 150年之久,远播海外,传至日本,成为显学。

当代新儒家徐复观曾坦言中国文化就是“心的文化”,因此,“心学”构成了中国文化的重要传统。16世纪王阳明便是一位富有原创性的心学思想家,他的思想又被称为“阳明学”,对儒家文化做出了重要理论贡献。在中国思想史上,与12世纪朱熹开创的朱子学并列,形成朱熹理学与阳明心学的两大理论高峰,共同构建了孔孟以来第二期儒学复兴运动,史称宋明道学或宋明“新儒学”,对此后的中国思想乃至东亚地域思想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其深远广泛的影响。今天我们重读阳明学的思想学说,重访阳明学的思想传统,对于加深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价值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思想意义。

但是,按照孟子的思想,人性之所以本善,是由于人心当中有一种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以及善的意志,如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等有关仁义礼智的四种基本道德心都是人的“本心”作为良知良能的道德本心。阳明心学继承了孟子的思想并加以理论上的发展。按阳明说,心即本体之心,心之本体便是良知,因此心体就是作为本体的道德本心。在这个意义上,心与理都是本体存在,由此,心不再是需要注意规范的工夫对象而是引领工夫的行为主导,也就是说,心不是克治的对象而是克治工夫得以可能的依据。这便是王阳明再三强调“心即理”命题的根本旨趣之所在。

在阳明学的思想系统中,与“心即理”“致良知”并称为三大命题之一的是“知行合一”,三者构成了阳明学的有机体系,倘若缺乏心即理、致良知的心学理论,那么“知行合一”就无法理解也难以成立;反过来说,若无“知行合一”,则致良知实践便无从谈起,心即理也将变成抽象命题而无法落实。

王阳明的心学理论极大地提升了道德主体的地位,而此道德主体即良知心体,是道德实践的动力源泉,也是道德实践得以可能的依据;良知心体既是判断是非善恶的“自家标准”,同时也是绝对的理性标准,因为本心即良知、良知即天理;正是由于理内在于心而与心为同一存在,故而自己的“本心”或“良知”也就具有了普遍性的意义。

王阳明以良知为人的基本德性、道德本心,而此本心直接就是天理,认为人的道德知识必然伴随道德行为,良知自知、良知自觉既是良知本体的基本特质,同时也表明良知本体与良知工夫必然是合一的。这就使得阳明学的心即理、致良知与知行合一构成了一套严密的心学理论体系。特别是“知行合一”理论,已经成为儒学思想的重要传统,而且从世界文化的范围来看,也可说“知行合一”既是中国本土的思想理论,又有为不同文化传统所能认同的普世意义。

王阳明认为,知行问题与其说是认识论或知识论的问题,毋宁是实践论或良知学的问题。因为,“知”就是良知,“行”就是致良知;不可能存在抽离于良知存在之外的所谓“知”所谓“行”,换言之,知行都必然在良知本体的引领之下才有实践的意义和可能。按照王阳明的理解,知行问题首先需要掌握“知行本体”与“知行工夫”的概念,从实践论的角度看,知行“原是一个”而不可“分作两事”,王阳明说“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强调行即是知,知包含行,知行是互涵互摄的关系。在王阳明看来,“知行”二字是“就用功上说”的,是从实践领域而言的,由于“知行本体,即是良知良能”,所以说良知是“知行”工夫得以可能的本体依据。

龙场悟道次年,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命题,表明阳明思想趋于成熟。虽然当时王阳明还没有拈出“致良知”这一思想口号,这要等到49岁时才正式提出。然而根据阳明晚年的回忆,“吾良知二字,自龙场以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可见,龙场悟道已包含良知思想,只是在理论上建构起一套致良知学说,则尚需一些时日。

从王阳明的思想经历看,阳明思想是在与朱子理学的思想格斗过程中得以成长发展的。事实上,朱子学与阳明学作为儒学理论,在儒家价值观等根本问题上秉持着相同的信仰及其追求,只是在如何成就自己德性的方法问题上以及在有关心体性体等本体问题上,存在一些重要的思想差异。

既然知行不是讨论知识在先还是行为在先的认识论问题,而是属于致良知实践领域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无法想象良知之“知”与致良知之“行”可以割裂为二,因此,知行必然是“原是一个”的合一关系,不能“截然分作两件事做”,行的过程有知的参与,知行是同一过程中的两个方面。具体而言,“知”即致良知而不是指“徒事口耳谈说,以为知者”的那种求知行为;“行”是致良知而不是指脱离良知指导的行为。王阳明指出,历来人们之所以怀疑知行合一,原因在于“不能致那良知”,事实上“良知自知,原是容易的”。这就告诉我们,良知作为一种道德知,必伴随道德行为的产生。因此知行“元来只是一个工夫”,知为易知,行亦易行,这是在良知参与下才得以成立的。以上便是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主要理路。

王阳明12岁时,就曾思考何为“人生第一等大事”的问题。他就此问题向塾师询问,塾师的回答是:当然是“读书等第”是人生一等大事,然而,王阳明心中似早有答案,他断然表示读书目的不是为了“等第”而应该是成为儒家理想人格的“圣贤”,其父王华在一旁听后笑道:“汝欲做圣贤耶!”的确,从此后王阳明一生的思想经历来看,成就“圣贤”才是其人生的“第一等大事”,这也是宋儒周敦颐及其弟子程颢和程颐兄弟二人一再强调的“圣人可学而至”这一思想观点的反映。王阳明在晚年提出“致良知”之后,“圣人”概念已发生了“内在化”的转向,它指的不是历史上被称为“孔圣人”的真实人物,而是指内在于人心的良知存在,在王阳明看来,良知本身就是圣人的象征,因此他又有“人人心中有仲尼”“心之良知是谓圣”等着名的学说主张。这种将圣人“世俗化”“内在化”的思想观点,在晚明社会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每个人都有可能成就理想的道德人格,成为此后鼓舞仁人志士的一种理念。

“龙场悟道”是阳明心学得以形成的重要的思想史事件,同时也是王阳明遭遇的最为艰难的一次人生磨难。1506年,武宗皇帝即位之后的政局相当昏暗,朝廷大权被以刘瑾为首的宦官集团所掌控,南京有一些科道官因上疏建言而被捕入狱,王阳明为此愤愤不平,于是,上疏要求武宗皇帝“去权奸”,为此而得罪了刘瑾,结果遭到逮捕,被处以廷杖四十的酷刑,随后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尽管这是阳明一生的最大一次挫折,然而阳明却以为龙场磨难“最是动心忍性、砥砺切磋之地”,反而使自己在精神和思想上有所精进,而龙场悟道便是最好的印证。

总之,王阳明根据“学贵得心”“求之于心”的信念,指出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不能以朱子之是非为是非,这就表明阳明心学具有理性主义的批判精神和开放精神。同时告诉人们在继承传统的同时,更要注重对传统的创新性转化而不能一味固守传统,因为阳明学所强调的正是思想观念的不断创新。我们可以说,批判性、开放性以及创新性,是阳明学最为显着的精神特质,也是我们至今仍有必要加以传承和弘扬的思想精神。

那么,“心即理”命题如何得以成立呢?关键在于对“心”字的理解。在中国思想史上,“心”的问题很早就受到关注,早在先秦时代的儒家经典当中就已经出现诸如“人心如面”等说,以为人心是难以捉摸的多样多变的差异性存在,故需要用礼仪规范来加以克制规范。另一方面,人心又具有知觉的功能,具有认识事物的感知能力,也具有引导身体运作的主宰能力。

无疑地,阳明学是在上承孔孟尤其是孟子心学的基础上,接续宋代道学思潮中程明道、陆象山等心学思想的同时,更有独特的理论创发,形成了儒家心学理论的新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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